股票杠杆平台排行知情者揭秘：江青走进延安的别样过往

1937年夏日的一个午后，一辆黄包车突然在西安北大街的幼稚园门口停下。一位身着旗袍、装扮时尚的“小姐”从车上走下。她手提一只精致的小皮箱，声称前来寻找徐老师。

徐明清，时任中共地下党员，闻声从室内走出，不禁对眼前之人一惊，脱口而出：“李鹤，你怎会至此？”原来，来者正是江青。

▍江青说明来意：欲往延安。

徐明清安置好行囊后，与江青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好奇地询问江青：“你如今是否仍频繁出演电影？”

“唉……”江青再次长叹一声。“自‘七七事变’爆发，上海城内风云变幻，动荡不安，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情去电影院享受光影盛宴呢？眼见电影市场持续低迷，我在此也无所事事，只得闲置度日。”

“你打算怎么办？”徐明清追问。

江青终于揭晓了她的真实意图：“一冰，坦白说，我来到西安是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纵然徐明清的名字已经由“一冰”更改为“徐明”，江青依旧保持着对旧称的沿用，亲切地称呼她为“一冰”。

“帮什么？”徐明清问。

江青语气诚恳地说：“我渴望前往延安深造，恳请您能否为我搭建一个进入的渠道。”

中年时的徐明清

徐明清深知，在那个年代，众多左翼文化工作者与一群进步的青年，不顾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跋山涉水，远赴延安，寻求光明的道路。然而，江青当时急切地想要前往延安，或许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动机。尽管如此，徐明清依旧将她视为一位怀揣光明与进步理想的青年。

徐明清询问：“你携带了从上海党组织转来的推荐信了吗？”她所指的推荐信，系指中共上海党组织出具的。

江青轻轻摇头，言道：“有你相伴，定能想出对策。”

黄敬延安之行影响江青

“小俞去过延安？”江青问徐明清。

“没错，我听说他在五月曾赴延安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徐明清回应道。

此时，俞启威已更名为黄敬。尽管江青在上海的演艺生涯风波不断，外界议论纷纷，她内心深处对黄敬仍保留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黄敬（上）

黄敬当时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的重要领导成员。在1937年2月，李葆华——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被调离北平后，柯敬史（柯庆施）便迅速宣布成立由黄敬、林铁与陈伯达三人组成的“北平三人委员会”，负责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事务。

不久，黄敬再度收到中共中央的通知，指示他作为苏区的代表，前往延安出席中共苏区代表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于黄敬与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彼时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伴随下，自北平启程，乘坐火车赴西安。

抵达西安的次日，即4月23日晚，斯诺夫人机智地翻窗逃离了西京招待所，成功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与黄敬一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西安。紧接着，4月30日，他们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5月2日，延安举行了盛大的苏区代表大会。到了5月20日，黄敬便告别了延安，踏上了返回北平的旅程。

徐明清起初揣测，江青赴延安或许另有深意，却未曾料想，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旅，对她产生了不小的触动。

博古批准江青进延安。

面对江青无法提供组织认可文件的情况，徐明清质问：“你还有其他能够证明你身份的凭证吗？”

江青轻轻拉开那只小巧的皮箱，从中取出了一本相册，她语气坚定地说道：“这本相册或许能够佐证我的身份。”

徐明清轻轻翻阅着她的影集，其中收录了她出演的诸多进步话剧与电影的珍贵照片，诸如《娜拉》、《王老五》等作品。这些照片清晰地展现了她的进步青年形象，故而她渴望前往延安的追求，也就显得尤为合理。

徐明清收起了江青的影集，安抚道：“不必心急，我会将相关情况上报给上级部门。请耐心等待组织的最终决定。”

不日，徐明清向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危拱之详细禀报了江青的相关状况与具体需求。危拱之随即回应，表示愿意将江青接到办事处进行面谈。

徐明清与江青一同乘坐一辆黄包车，前往位于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踏入办事处，徐明清便发现了邓颖超大姐正在此处办公，随即向她引荐了江青。

江青郑重其事地将她的“影集”递了过去，邓颖超在翻阅影集的同时，目光不时扫过江青，说道：“你就是那位在上海电影界赫赫有名的明星蓝苹吧！”

邓颖超续道：“此事由博古同志负责，恰巧他今日未能到场，你们可将影集暂留于此，待他回来后，再行前来取回。”

两天后，江青独自前往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夜幕降临，她向徐明清透露：“我与博古同志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详尽地向他汇报了自己的处境。提及了小俞（黄敬）的事，他即刻便应允了。”

不久之后，江青便搬迁至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居住。

七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江青乘坐着黄包车抵达了幼儿园。她兴奋地对徐明清说道：“一冰，博古同志已通知我，我们明日便将启程前往延安！”

江青事后回忆称，她曾乘坐一辆装满大米的卡车自西安出发，行进途中却遭遇倾盆大雨，道路被迫封锁，她不得不滞留数日，直至通路无望。无奈之下，她改乘马匹，历经千辛万苦，才抵达延安以南80公里的洛川。恰逢其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于该地召开会议。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

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抵达延安之际，江青被安置于当地的第三招待所暂时居住。在登记时，她摒弃了往日的笔名“蓝苹”，转而选取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新名字——“江青”。对此，有人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一是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寓意超越前辈；二则源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寓意意境深远。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如实为江青写证明材料

徐明清抵达延安不久，江青便曾造访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探望她。组织上曾派遣江青前往农村开展调查，以考验其能力。她在完成农村调研归返后，曾向徐明清吟诵一首打油诗：“陕北风光美，小米煮成汤，蚊虫虱子称霸王。”此诗用以描绘延安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江青自繁华的大上海十里洋场而来，身处条件艰苦的延安农村进行锻炼，且成功通过了考验，表现可圈可点。

后来，江青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她在自己写的材料中说明，她本人于1933年在青岛加入共产党组织。但她却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介绍和证明人材料。因此组织上要对她进一步审查。

当时，中央组织部为了核实江青的党籍状况，特地要求与她有过接触的人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组织部门曾联络徐明清及其他相关人员，并请他们各自提交关于江青状况的证明材料。徐明清回忆道，她便是当时负责撰写江青证明材料的人员之一。

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与江青的认识和接触情况，如实地写了一份材料。这个证明材料证明了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证明她参加过共青团，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但她和江青接触时，并没有人告诉过她江青是中共党员，所以她的这份材料中根本没有提及江青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是一名有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之类的文字。

此材料存入江青档案。未曾想，三十余载之后，这份文档竟演变为指控徐明清庇护江青潜入延安、混入党内的铁证，致使她蒙受长达两年余的冤屈之狱。

在延安，江青成功恢复了党籍，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徐明清回忆道，江青抵达延安后，在提交的入党材料中明确指出黄敬为其入党介绍人。据此，党组织通过秘密的地下交通线路，致信黄敬以核实情况。黄敬随即提供了相应的证明文件，证实江青确实是通过他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黄敬不仅是江青入党时的首位权威证明者，而且彼时他已是党内的高级干部，其证明文件无疑具备极高的分量和强大的说服力。

▍参加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

历经两个多月的严格审查，得益于黄敬的证词，江青的党籍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同年11月，她得以进入中共中央党校深造。

就在党校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做客。很快地，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

据徐明清回忆，就在那一阶段，组织上又一次找到徐明清，向她了解江青的情况，这回的重点，是江青在上海时各方面的表现。徐明清根据当时的传闻推测，这大概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

徐明清在向组织阐述的内容，与此前为她所撰写的有关江青的证明材料内容大致相同。然而，她亦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分享了所听闻的江青在上海那段岁月里所经历的诸多浪漫往事。

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江青从党校调到了鲁艺，在那里担任戏剧教师。1938年8月，江青又接到了一个重要调令，调她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这以后，她和毛泽东就生活在一起了。

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要和曾是上海滩电影明星的江青结婚，的确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不同意见，据传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也作了限制性规定，如只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和健康，不干涉政治和不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等。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并没有举行什么比较正式的仪式。

据叶子龙回忆，1938年的一天，贺龙来延安，在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喝酒？”毛泽东随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让他们吃一吃。”

叶子龙随即筹办好了酒菜，毛泽东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席间王若飞喝酒比较多，在饭桌上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叶子龙当年向笔者讲述这件事时，说毛泽东因结婚事请吃饭共有两次，在贺龙等之后，又请了一次。而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就在第二次被请之列。